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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

    《我和我的命》:命運敘事抑或勵志書寫
    來源:文學報 | 劉小波  2021年08月14日09:15

    梁曉聲的新作《我和我的命》是一部典型的命運敘事。小說涉及家庭倫理、個體成長、女性奮斗、疾病隱喻等多個主題,最終指向的乃是命運敘事。個體的命運包含著多個方面,如原生家庭、血緣親情、社會關系、自身修養、奮斗打拼等。作品關于命運的書寫既有天命不可違的無奈,還有通過個體奮斗與命運抗爭并最終逆天改命的信念。個體的努力奮斗是逆天改命最有力的武器,這是小說的敘事核心。在命運書寫之余,梁曉聲其實更多是在書寫奮斗者的故事,將個體的成長奮斗與命運敘事結合起來,開啟了一種全新的勵志故事書寫模式。

    僅從標題“我和我的命”來看,就是一部命運敘事。命運究竟有什么樣的內涵和所指?在小說中,作家借人物之口有所交代。養母曾對方婉之講過,人有三命,“一是父母給的……曰天命;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經歷所決定的,曰實命;三是文化給的,曰自修命?!泵腥N含義,天命、實命、自修命,其實作家很明顯有所側重,作品傳達出了明確的價值取向,實命、修命是可以扭轉天命的,人的奮斗則是改變天命定數的途徑。小說關于命運的表達有多種取向,比如在疾病面前,就有一些宿命論的味道,隱約中正是日常行善的經歷,才有疾病的治愈;又比如,有與命運抗爭的故事,自然也有向命運的屈服,這主要從兩個何家另外兩個姊妹那里體現出來。

    梁曉聲寫出了命運之不可違不可抗的定數,也寫出了人其實是可以逆天改命的。而改變這一切的,其實就是奮斗。因此,小說又成為了一部“80后”的奮斗史。小說開篇詳盡書寫了方婉之出身前后的種種事件,將其“80后”的身份凸顯出來,有清晰的時代背景和明確的地理區位。小說以大量的篇幅在書寫她的奮斗歷程,方婉之從底層干起,做幫廚、下車間、開超市、到公司打工,方婉之不卑不亢,讓平凡普通的個體實現了自我價值,即使是最后患癌,也成了勵志的“抗癌明星”。另一位主人公李娟也具有與她相同的品格,兩人因此互相幫扶,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作品總體上是用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筆墨來書寫奮斗和成功故事的。以方婉之為代表的奮斗者們沒有不擇手段,沒有過分依靠父輩的社會資源,沒有放棄其他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等珍貴的東西。與此相對的,則是很多為了成功不擇手段人們的經歷,比如小說中就寫到了出賣身體換取生存的女性,她們向自己的天命投降了,當然,最后命運也并沒有厚待她們??偠灾?,方婉之和李娟這樣的奮斗者不是一味追求成功,而是在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之后,迎來了命運之神的眷顧。

    梁曉聲以他擅長的現實主義筆法,書寫個體的成長和奮斗。同時,作品也記錄著時代,比如改革開放這一宏偉壯舉、鄉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以及轉型帶來的時代陣痛等。時代始終站在個體命運的最前端,方婉之的經歷,無論是從小被遺棄,還是到自己不懈打拼獲得成功,都與無形之中的時代之手密切相關,個體被時代洪流裹挾著前行。

    梁曉聲因“知青文學”成名,卻并未止步于“知青文學”,他一直保持與時代同步,這部作品作家思考命運以及奮斗的故事,有著明確的創作指向。作者坦言,寫作《我和我的命》一書最初的動機,是發現改革開放以后,上蒼似乎有意識地、分批次地讓某些貧困家庭選送出“責任的種子”,當這些子女長大之后就成為這個家庭的責任成員,他們能撐起那樣一些貧困家庭的屋頂。正是對這一群體的關注,才有了這樣的文學呈現。更進一步來講,當我們聯系起近年來部分青年群體中間流行的亞文化以及“拼爹”“啃老”現象時,我們就更加明白作家的這番苦心。命運并不僅僅是天注定,而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奮斗改命的,這種激勵,無論處在什么年代,都是不可缺少的。

    (《我和我的命》梁曉聲/著,人民文學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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